我们面对的是妄图垄断全球的伙伴，这点是无疑的。

　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?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走出去标准?

　　我们认为最低标准应该是：在保护我国经济安全的前提下，走出去!而不是为种别家地，荒了自家田，不能让别人给自己的老窝给端了。

　　实现这个走出去目标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：

　　一、建设智囊机构，进行综合性全球产业策略研究，增加全球视野的商业智慧。

　　1从商业决策的英雄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化

　　我们目前的众多企业决策，往往都凭借企业领导人的见识而做的，我们总认为脑袋大就一定真理多，管理者总认为自己的脑袋比别人聪明，而实际上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很难具有全球多领域的广阔视野，不可能全面了解世界产业、产业间的关系，各国产业控制人之间的关系，等等重要经营决策因素的，因此，不能全面了解，就盲目走出去，往往就会产生失误。

　　而美国、日本、还是韩国，这些国际化成功的国家，其企业一般都依靠自己建设的智囊机构为决策助手进行决策，你往往不知道他们的现任领导人是谁，因为，他们的好多决策，都是由研究院决定的，比如三星研究院、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等，这是一种管理智慧上的差距，那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管理思维，必将在这个社会中被淘汰，因为，他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，一个人已经不可能全面认识这个日趋复杂的世界了，必须借助智囊机构。

　　建设这种机构，对中国而言，存在一定困难，就是中国过去培养的专家太多，而具有全球视野的综合性人才太少，学院里的学究太多，富豪教授也不少，但真正具有丰富企业实践经验的同时具有理论研究能力的人太少，而这种研究机构，绝对不是大学的学究能承担的，也不是一心靠研究发财的富豪教授能承担的，必须是宽知识口径，懂经济、懂政治、懂科技、懂管理、又懂文化，同时又有高境界，能站在民族大众立场上思考问题，而不是整天思考自己弄多少钱，弄多少经费，一直从中学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、教授的没有几年产业经验的研究者，也不可能适合这种组织，必须是有理论又有实践的研究者，才能担纲这种综合性研究的组织者，而中国是极度缺乏这类人才的。

　　值得庆幸的是，北大已经尝试性建设了这样的学科，比如，政治经济哲学。

　　2以国家产业总体安全为基础

　　我们在走出去之前，首先需要全球产业的基本格局，产业间关系，再了解准备进入国家的产业实际控制人，政府的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法律和案例，该国的文化，即民众的人生观、发展观等等。对我们国家而言，尤其需要研究的是，自己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的研究，不能只考虑，我们去办这个企业，自己的利润到底多大，而不考虑，这个行业的产业安全，缺乏这个考虑的结果，可能就是，你办了企业几年后，你自己也会遇到难以逃脱的危机和被控制。试图通过加速开放，互相渗透，以求保护我国经济安全的做法，是不太可靠的，而不能保护好自己，就难以安全的走出去。

　　首先，三十年来，由我们自己主动请进来的国际资本，已经以合资企业的形式，在我们的很多重要产业扎根，比如粮食，通讯，电脑，医药，这让我们的产业被别人控制或者垄断，这就让我们很多领域的物价控制在别人手里，让我们很容易被国家金融资本炒作;即使发生国家级摩擦升级，他们损失的，丢在中国的，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，甚至什么都没有损失，就是一笔账面的资金，何况多年来在中国市场，他们已经锅满瓢满，他们怕什么?另外，国外投行，在中国各类基础产业的投资，已经相当规模，而且往往是只是依靠资本炒作，就获得了中国资产，而在金融运作方面，中国金融运作的经验和中国金融产业的规模实在是不相称的，这就给国际金融寡头通过各种方式，侵占和掠夺中国资产打开了方便之门，而WTO规定的进一步开放要求，更加速了这种掠夺。

　　而我们对强国经济的威胁确实微乎其微，我们能轻松走出去的就是亚非拉等落后国家，并且，即使进入这些国家，也会受到强国的打压，因为，我们等于侵占了，别过的经济殖民地，这方面的例子也不用多举;而想进入强国市场，更是难上难，英国，华为要为英国奥运会免费提供5000万美元的地下通讯产品，被拒绝了，为什么?人家担心国家通讯安全!在美国，200万美元的收购，如果不是华为自己放弃，就要惊动美国总统了，可见美国对自己战略产业的保护是何其严密，目前，我们能进入强国市场的，就只有边角产业，边缘产业，比如，服装，电器等非战略性行业，并且还都是没有市场控制权的，利润微波的待工方式，苦力式的进入。

　　在这一开一闭的态度下，很明显，我们对别人的经济安全，没有威胁，而别人对我们的经济威胁很大，石油、粮食、钢铁、大豆、轮胎等行业受到的打击，已经教训了我们，在走出去和保卫自己市场的问题上，都应该以产业安全为第一考虑，全面彻底的开放，必须以产业安全为前提。

　　而这些以产业安全为核心的经营策略问题，是需要研究的，是需要由智囊机构来完成的。

　　但这种研究，不是一时的研究，是一种动态的研究，不是一个课题式研究，是一种理论加实践的综合性研究，是需要不断调整和监控的一种研究，这种研究，需要不断统计，不断分析，不断判别常态式研究，指数性研究。

　　二、实施自由为核心的管理，提升创新能力，扎稳走出去的根基

　　为了走出去，我们的管理必须有所进步，主要是要实施以自由为核心的管理，旨在提升民众的自主性，尤其是创造主体---知识分子的自主性，要实现这种管理，需要进行几个方面的改变：

　　1兼并集成为大企业，建设大品牌，大资本

　　我们看到的每个在中国成功登陆的企业，没有一个是小公司，麦当劳、肯得基、可口可乐、motorola，爱立信、三星、索尼、丰田、福特、通用，诺基亚，ABB等等。

　　很明显，我们无论是在国内，还是在国外，无论是以这种方式和那种方式，去和这些大公司竞争都很难取胜，他们的控制力，不是对一个产品的控制力，而是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能力，你控制了终端，他控制你的芯片，你控制了芯片他控制你品牌和渠道，而当一个控制力，最终归结为资本规模的时候，小企业就不灵了，当最终的控制力归于科技水平的时候，我们的大企业也不成了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底成本和相对高效的生产效率。而只有这个是远远不能逃脱被控制的，所以，集成出战，是必要的，首先要集成为大企业。

　　但是在中国集成大企业存在很多问题，我们本身创新力就不强，这和企业大小没有关系，如果小企业的创新力不强，兼并了照样强不了。但是大企业足以养一个智囊机构，这在经营决策方面是个很大的帮助。

　　2建设国家-企业-个人的创新创业扶持平台，切实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

　　一国的科技创新能力，绝对不是给钱就能搞起来的，需要两方面的努力：一是制度，这个制度是全面的一直支持，是对科学研究者出路的一个全面的、系列的支持，比如，让科研者，容易获得经费完成其研究，研究完成后，能方便的获得融资，出产品后方便的在市场销售，方便的转化为生产力;二是国民教育，要让创新，成为国民自己主动的自觉的行为，因为，只有这样，科技创新，才能有持续的稳定的社会基础，如果国民的都不希望自己或者后代去做研究，那么自主创新就不可能持续，就无根。

　　而对于第一方面，我们提出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体系：叫名企孵化。

　　名企孵化，就是由政府、大企业、创业者，商会行会组织，四方组成国家创业扶植平台，政府与大企业联合出资支持有价值的创业项目、商会组织负责，项目评价和日常事务的管理，大企业负责提供渠道、品牌、管理等方面的支持，通过对创业者的支持和持股，来获得创业者集群的巨大创新能力，以改善自己依靠雇佣者搞研究的模式，提升自己的研究效率，这种区别就在于，创业者是自己要研究，要创造，而大企业的研发机构，是由工程师为了工资为大企业去研究，这种主动和被动的关系，决定了起研究的效率。创业者，则通过，大企业的资金、品牌、管理、渠道支持，获得迅速发展，从而提升创业成功率，提升大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，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。

　　3建设创新为核心的文化，为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如果，我们的国民都不认为创新是必要的，也不认为创造是发展的最佳手段，那就没有人愿意去进行创造，自然，也就无从提升民族的创新能力。因为，创新能力，是靠雇佣难以真正提高的，必须靠研究者对研究工作的自觉、自愿、喜欢，所以，创造，必须建立在创造创新为核心的文化之上。

　　以科学为核心的文化的建设，就是要让全体国民，都有自己的发展理论，人人实现按理论生存，不再盲目生存，让创造、创业成为大众自己的事，自觉的事，从而，提升创新效率。建设文化体系，需要几个步骤：

　　首先，政府出资，组织编写一套系统的个人发展理论体系，它要包括，人的生存方式，世界经济、社会、企业、事业、职业等等，个人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，总起来说，就是世界观的具体化。

　　其次，组织文学艺术工作者，或者现在的所谓文化产业的机构，参与对该世界观体系的艺术化，比如做成游戏，戏曲，电影等等，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。

　　第三，通过服务的方式，让社会接受理论，让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人生管理育。当然，企业为了教育员工可以购买，个人为了发展的好可以买，大学为了自己的人才符合社会需求，成为有文化的人，有理论的人，也可以正式开设人生管理课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