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者多年前曾参与汶川地震救灾及恢复重建研究工作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面之广、直接间接损失之大、经济社会影响之深远,都已经远远超过前者。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发展,我们无绝对权威可尊,无现成机制可用,无完整经验可循;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谦逊。不能基于不完整的统计数据,通过模型假定参数推算疫情演进;不能刻舟求剑,基于SARS经验,认为经济只是遭受短期冲击,随后将迅速回补,乃至恢复正常。
当前,疫情管控是重中之重,与此同时,也要考虑经济问题。参照汶川地震后“抗震救灾”和“恢复重建”两个阶段的划分,当前也似应按“疫情管控期间”和“管控解除之后”两个时间段,谋划出台更有针对性、立竿见影的政策。避免虚耗政策空间,透支公众对政策的信心。
疫情管控期间,致力于维持经济机体存续
疫情本身对经济影响有限,是管控疫情所必须采取的严格举措,极大抑制了当期经济活动。流行病学的发展,比经济学成熟。此方面的决策,应遵从流行病学专家的意见,按照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路,确定管控力度和持续时间。至少目前阶段,仍应是经济给防控让路。
(一)当务之急是让企业存续。
按照乐观估计,疫情能在二月份以内见顶,但严格管控措施至少在疫情见顶后持续实施一个月。而三个月时间,是部分微观市场主体在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情况下存续的极限。因此,疫情管控期间的政策目标,应是维持遭受重创企业的存续,避免经济有机体局部由于“休克”,现金流断裂,出现缺血坏死。这就需要围绕遭受创伤最严重的行业、最集中的地域,区分企业类型,采取专门政策。
GDP下降只是个数字,落到具体企业头上,则是生死存亡。遭受重创的行业中,有些行业国有经济占比较高,如高铁、民航、城市公共交通等。这些企业抗冲击能力较强,易于获得来自财政、金融部门的支持,不会出现倒闭。而有些行业则以民营经济、中小微企业为主,面临的局面相对严峻。
近期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了一批政策,如中央财政、金融部门的举措,上海的28条、湖北省的19条等。梳理下来,这些政策的基调是“少取多予”或“不取多予”。“少取”或“不取”的政策包括降低税费,延迟缴纳五险一金,免除国有企业经营性房产租金等。“多予”的政策包括释放流动性、降低LPR(贷款报价利率)、融资担保、定向提供超低利率贷款等。预计这些政策能够部分发挥作用。
关于上述举措,我们要认识到,“少取”政策发挥效力的前提是企业能正常经营。如,只有企业正常经营才缴纳增值税,只有出现盈利才缴纳所得税,但如果企业此刻已经歇业,没有进项销项、没有盈利、没有税基,减税政策则不发生效力。此时,只有那些核减当期定额征收税费的政策起效。
真正帮助企业续命,显然更需要“多予”。目前看,指向性较强的信贷政策集中在应对疫情的个别生产领域。而对于无法经营的其他行业企业而言,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此方面,总量政策难以发挥作用。试想,即便在正常情况下,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都得不到有效解决,当前情形下,更不能指望商业银行体系向现金流严重萎缩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输血。
(二)直接发放补贴最为有效。
从此前报道的一些调查问卷结果看,民营中小微企业存续面临的主要压力,来自员工工资、房屋租金、信贷本息三项支出。其中第一项,员工工资发放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。建议考虑在疫情管控期间,由社会保障部门出面,根据此前社保缴纳信息,按当地最低工资水平,直接向特定行业员工发放工资,并要求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劳动合同关系。该举措结合中央和地方出台的房屋租金、信贷政策,有望将企业从三大支出压力下解救出来。
以上做法符合社会保障的本意,不会带来当期财政压力;资金流向明确,没有中间环节;发放方式便捷,能够立刻发挥作用。如有必要,经济恢复后还可有效追索。执行过程中,部分企业借机卸责,转嫁人工成本支出压力的行为一定会发生。对此应采取部分容忍态度。毕竟最大限度维持微观经济组织存续,有利于在疫情期间稳定员工劳动关系,避免大量失业;有利于稳定民生,避免危及社会安定;有利于疫情管控解除后,经济快速恢复。
疫情管控解除后,启动经济恢复方案
此次灾疫对经济的冲击不是2003年SARS可比。对全年的冲击,取决于疫情严格防控措施持续时间。仅就一季度而言,我们不妨做以下估计。
(一)一季度经济有望出现正增长。
目前,第一产业总体受冲击有限(去年一季度现价当季增加值为8769亿元,下同),可参照去年同期增速,按实现2%的正增长估计。第二产业的工业和建筑业(81807亿元),由于春节假期延长,一季度工作日至少比去年同期少一周时间。假设开工后,产出能够通过赶工部分回补,可参照去年同期增速,按实现6%的正增长估计。
遭受重创的是第三产业(127487亿元):
——批发和零售业(21959亿元)。从商业模式看,受冲击严重的是线下部分;线上部分受冲击不大,甚至可能有增长。从商品类型看,受冲击严重的以耐用消费品为主。假定一季度行业增加值萎缩10%并不为过。
——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(9387亿元)。从春节出行同比统计看,交通运输行业遭受的冲击极为严重。且元宵节返工后,需求不会很快全面恢复。仓储和邮政业情况可能稍好,但也难以在去年基础上有大的增长。假定一季度该行业增加值萎缩30%并不为过。
——住宿和餐饮业(4235亿元)。从抽样调查看,该行业无论大中小型各类企业,都遭受惨重打击。且元宵节返工之后,需求不会很快恢复。假定一季度该行业增加值萎缩30%并不为过。
——金融业(19650亿元)。国内主要金融市场交易仅推迟一天,且以线上交易为主。虽然市场有震荡,但行业增加值受冲击不大。也许可以参照去年同期,按实现10%的正增长估计。
——房地产业(15979亿元)。春节假期是三四线城市返乡务工人员选房购房的重要时段,疫情管控对行业冲击较大。假定一季度该行业增加值萎缩10%并不为过。
——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(8425亿元)。由于大量经济活动转到线上,行业增速可能会超过去年同期。也许行业增加值增速能超过去年,达到20%。
—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(7665亿元)。行业受冲击较为严重,假定一季度该行业增加值萎缩10%并不为过。
——其他行业(39306亿元)。具体内容不详。也许可以参照去年同期增速,按实现约10%的正增长估计。
以上各项简单加总的结论是: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出现有限的正增长。当然,进一步考虑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,如,交通运输业的大幅衰退,必然带来成品油消耗下降,炼油生产萎缩等,经济增速估算需要调整。
(二)谋划经济全面恢复方案。
经济社会多方面复杂因素决定了灾疫后,应采取特定形式,推出经济全面恢复方案,提振信心;应删繁就简,让利于民,凝聚人心;应避免推出某些短期存在不确定影响的改革措施;力争在最短时间内,将我国经济拉回到中速增长轨道。
——确立经济恢复目标和政策基调。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增长目标、政策基调及主要任务等,需要根据灾疫情况进行调整。年内经济恢复的目标应符合实际。财政政策应在去年确定的规模基础上有明显突破。总量层面的货币政策空间释放仍需把握节奏,避免虚耗。一些结构性改革举措,如果对当期经济恢复有不确定性影响,应在保留启动机制的情况下延后。
应重点考虑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。建议发行“疫后恢复特别国债”。特别国债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,规模约相当于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,利率参照存款准备金利率,允许商业银行将此类国债用于存款准备金缴纳。该做法能解决通常降准后,流动性大量淤积银行体系的缺陷;资金成本与当前要求的优惠利率到款(1.6%)更加匹配,有利于降低财政贴息压力;由于其可替代存款准备金,商业银行有购买意愿。
——抓紧启动各类投资。目前已经在疫情发展轻微、控制较好的省份,抓紧启动基建。应将特别国债分配到各省市,配合专项债,加快重大项目施工。应根据房地产部分销售延后,企业现金流紧张的实际,按照企业杠杆率、去化率情况,适度扩大开发贷、信托,以及境内外债券发行规模,稳定地产投融资。应推迟今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,同时将疫情期间企业损失先行纳入去年税基予以扣除。应酝酿一定时期内,促进制造业投资的一揽子财税政策。对于部分制造业在疫情防控期间扩充的产能,除采取收储措施外,一定时期内应予以税收优惠,如,疫情期间的营利不作为今年所得税税基等。
——助推居民消费恢复性增长。疫情后,耐用消费品等部分消费需求有望延期释放。基于居民收入减少的实际,应配合出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财税金融政策。财税方面,可推出“个税假期”方案。包括:将原定于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个税汇算清缴推迟到2022年,将疫情管控期间的居民收入从今年个税综合计征中扣除,考虑在“个税假期”内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等。金融方面,应推迟原定于3月1日开始的个人住房抵押信贷LPR利率转换,宣布今年供参照的优惠贷款基准利率并立即执行,以降低居民核心债务的利息负担。
——着力稳定对外经济关系。一月中旬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,为疫情管控和经济恢复提供了和缓的外部环境。应以履约为目标,合理安排年内采购。应主动强化出入境检验检疫,力争人员和货物流动尽快恢复正常。
全国疫情管控中,湖北省承担了巨大代价。应制定专门的区域经济政策,集中投入更多中央财政和金融资源,帮助其经济快速恢复,民生有所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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